忏悔录节选之一
外逃这条路是死路一条
——辽宁省凤城市原市委书记王国强忏悔录
王国强，男，1960年出生，辽宁省凤城市原市委书记。2012年4月6日，因在处理凤城市供暖不达标而引发的群体事件中工作不力，王国强被免去凤城市市委书记职务。4月24日，王国强潜逃美国。2012年6月，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王国强立案侦查。2014年12月22日，王国强回国投案自首。
我曾是一名时代的幸运儿。1979年当我刚刚高中毕业，就参加了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3次高考，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生；1983年当我刚刚大学毕业，就被选拔确定为全省干部第三梯队的重点培养对象；1984年当我参加工作刚刚满一年，就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85年，当我刚刚庆祝完25岁生日，就被提拔任命为东沟县审计局党支部书记、主持东沟县审计局全面工作的副局长。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党组织培养重用我，让我跨部门、跨地区、多岗位交叉任职锻炼，以丰富我的能力，增长我的才干，直至任命我为凤城市委书记、丹东市副市级干部，以便更好的为党为人民服务。是党组织把我从一名普通年轻人，一步步培养成为一名副厅级干部，党对我恩重如山。
但是，我渐渐放松了学习，放松了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的改造，放松了警惕，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逐渐弱化。工作年限的增长，手中权力的扩大，加之生活中许多潜移默化的不良影响，导致了我思想的蜕化。想个人的事情多了，想公家的事少了；攀比高薪的企业老板、羡慕有钱人生活的时候多了，关心百姓的困难和疾苦少了。到后来，在侥幸心理和享乐主义思想的驱动下，竟然触碰高压线，撞上防火墙，从开始时的接受吃请，接受农副土特产品，一点一点的开始收受钱财，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一失足成千古恨！惨痛的经历终于让我明白了：当道义和法纪遭到无情践踏的时候，无限而又不受约束的权力就必然极大的放纵膨胀而贪婪的欲望。对此，我痛心疾首，悔恨不已。
为了逃避组织调查，并寄希望于外国能够对我提供庇护，2012年4月，我擅自持因私护照离境赴美，滞留不归。
往事不堪回首，水不能倒流。这是我人生中一段噩梦，一段不愿回顾却又刻骨铭心的记忆。今天的我悔恨交加，悔不该走过这么一段，但是大错已经注定，没有办法重新改写了。我想告诉心里面还存有这样或那样不良想法的人，不能再走外逃这条路了，这是死路一条。
我在凤城前后工作了十年。我走的时候是2012年4月，回来的时候是2014年12月，正好是两年零八个月。这两年零八个月期间，我的感悟太深了。好多成语在这两年零八个月当中让我真正理解了内涵，比如说浪迹天涯、亡命天涯、生不如死、苟延残喘、过街老鼠等等，这些词我都是用身心来感受了。
这两年零八个月说起来是那么的短，但对我来讲就像过了28年一样。这期间，我又怕中国发现我，又怕美国抓获我，致使我与妻子有护照不敢用，有病不敢就医，与国内亲人不敢联络，与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不敢联系。特别遗憾的是，为了不连累女儿，在美国两年零八个月，竟然不敢告知她我与她妈身在何处，更谈不上与女儿见面。就连乘坐交通工具也只能乘坐不使用护照的“灰狗”巴士（长途汽车）。至于我们当时的心境，那简直都没法形容，整天是度日如年，生不如死，我每一天都生活在这样的境遇下。从精神层面上看，我知道可能有很多人认为我跑了，跑到极乐世界去了，去了天堂。现在我才知道，美国不是天堂，更不是浪迹天涯、逃亡天涯的王国强的天堂，中国才是自己真正的家。如果在入监和我那段美国偷生的处境中两者必选其一，我宁肯入监。
我有电话，但不能用。我已经把自己害了，把家人害了！有亲人我不能联系，我想他们。我走的时候，我岳父88岁，已经是老年痴呆，生命的后期了，不久就会离世的。当一个年迈的老人是活着还是死了，我都不知道的时候，我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结果，我的岳父和妻子的姐姐去世，我们都没能回国进行探望。
还有就是有病没法治。在美国期间，我不敢去看病，护照不敢用。别说去医院，连药都买不到，因为在美国买治病的药都需要处方，都需要持护照才能见到医生。我们宁愿病死，也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那可真叫一个惨呀。我的心脏不好有一段时间了，另外，潜逃美国期间，我的血压一直降不下来，最高的时候达到200。2012年8月，正值网上热议我逃跑事件的时候，有一天我心脏病就发作了。那一天，我正好出门，突然感觉到心区和整个后背疼痛难忍，满身的冷汗，好不容易挣扎着在路旁边的小椅子上半坐半躺，虽然能看见合租那个屋子，但我连呼喊求助的力气都没有。
在美国我不敢用护照，只能住那个“窨”（inn）。过去我不知道什么叫“窨”，就是路边店，就是个小旅舍。我专挑三十块钱、二十块钱的住。两年零八个月当中，我与妻子住过两次“窨”，一次住了两天，一次住了七天。整日不敢出屋，靠面包果腹，白天只能像犯人放风一样，在不足十平米的斗室里转圈踱步。但这不是长久之计，那地方像国内一样，警官经常上门查证件，根本就不能久待。
租任何房子都得出示证件，怎么办？就得去找合租屋。我们分别在南加州租住过三次合租屋。之所以租住合租屋，主要是合租屋的出租人都是二房东，他向房东出示他的护照租屋，我们从他手里再租屋时，有时他不向我们要护照登记，而且合租屋租金也便宜些。频繁搬了三次家主要是防止合租人怀疑而报警。合租屋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什么人都有，房客人高马大，声大如钟，少有修养，实在是让人惊恐，但是也得在那住。我爱人整天惊恐不安，我整日也设想和准备着发生不测，心里害怕呀！担心哪一天叫人一拳给打死、一刀给剁死了，上哪儿找人去？我和妻子白天躲在屋子里，傍晚才敢步行到超市买点吃的。
我的外语和没学也差不多少。我爱人的英语勉强还算够用，就只得靠她了。要不是我强行给她留到那地方，我这个人早就没有了，什么都“一抹黑”。
我在她面前说，人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当头各自飞，你属于不飞那个同林鸟。我这一生知足了，我得感谢你，是我把你害了，是我让你失去了你心爱的工作。她恨我呀，她整日以泪洗面，没有办法。那段期间她的毛病多了，脖子大了，可能是甲亢。晚上睡觉的时候她睡不着，一晚上也就睡四个小时左右，天天如此。她眼球也变硬了，当时害怕是青光眼，也不敢上医院去看。
我们住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在路上很少见到人。我听说离墨西哥湾很近了。就这样过了两年零八个月，整天就是两张含泪而惊恐的夫妻两人的脸在互相可怜的打量，现在想起来都特别伤心。在美国期间，吃的都捡最便宜的买，从来没有添置衣服，妻子没有用过化妆品，连我的理发都是妻子帮我完成，她自己的头发也由她自己剪。我痛恨我将妻子和我自己带入了这一绝境。现在我对美国没有一丝一毫的想法，再也不想去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成语也是我到美国之后感受特别深。
决定回来前，我每一天都在想回国自首的事，但都是忽左忽右，忽冷忽热。是党的政策感召促使我下决心回来。我觉得党和政府能够向全世界发布追逃公告，一定是认真的，一定是能让全世界看得见、摸得着的，因为是要接受全世界人的关注的，我深信不疑。
正面的感召就是呼唤外逃的“浪子”，希望他们回来，给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给了重新做人的机会，一个赎罪后还能站在阳光下，开启有尊严的平淡无侈新生活的机会。我庆幸党和国家的政策，让我终于迈上了回归祖国向国人谢罪的正确道路。
党和国家开展追逃行动有相当大的震慑力。在美国逃亡期间，我经常阅读当地的中文报纸，上网看新闻，看电视，实时关注国内发生的新闻，尤其是关于境外追逃追赃的消息。我知道十八大以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去打击腐败犯罪，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国际会议上都强调中国要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执法合作，全力缉捕外逃犯罪嫌疑人。我知道，追赃也好，追逃也好，都是长期任务，不会半途而废的。外逃人员总有那么一天不经意就会暴露的，很可能不是在街上被逮着了，就是自己把自己暴露了，这都太可能了。这也是促使我下定决心非常重要的原因。
最后，对出逃在外的那些人，我敢肯定的说，哪怕把曾经的不义之财成车成飞机的拉到美国，他可以在物质生活方面挥霍无度，但他的内心永远是挣扎不安的，永远是狰狞不堪的，他的感情生活永远是痛苦的！他没有幸福了。钱不是万能的，内心世界才是最重要的。当一个人整天被自己沉重的心理枷锁给锁住了，被这种巨石给压住了，他活的还有啥意义？他是个人呢，还是个鬼呀？！他是个活人呢，还是个死人呢？！他是幸福的，还是悲哀的？！那是不言自明的。这些人虽然出逃在外，但每一天心里都会纠结，因为他们也是人。我想他们有一天也会像我一样迈出回国自首这一步。
我也想把自己作为反面教材，来挽回由于我的出逃给党和政府造成的巨大、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负案在逃，深深伤害组织、社会、亲人，留给世人随意谈论的话柄，到头来仅仅剩下没有安全感和归宿感的苟延残喘、寄人篱下，代价何其巨大！所以，我一定要回来，通过向司法机关投案自首，承担罪责，求得法律最大限度的宽恕，求得人们多多少少的谅解，向关心我的组织和人们做出一个应有的交待。否则，我这辈子到死也不会心安。
因为我的犯罪，给党和国家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相关组织的工作一时陷入被动，人民的事业遭受损失，宝贵的司法资源被耗费。因为我的犯罪，也使我苦苦奋斗了三十年取得的一切瞬间化为乌有、成为泡影，使我永远背上了“贪官”“犯人”“刑满释放人员”的恶名，使我家人、亲人、后代以我为耻。对此，我永远也弥补不了自己的罪行。
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组织，对不起家人、亲人、朋友，我也对不起自己。我要用余生不断反省和忏悔罪行，通过实际行动早日重新做人。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
法国一个小说家说过，灵魂要得到安宁。过去我不知道，我以为就是一种文学用语，现在我知道灵魂需要有一个地方来寄托，寄托在某一个地方。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 2016-06-12）
忏悔录节选之二
天涯海角的煎熬
——"百名红通人员"付耀波、张清曌忏悔录
付耀波，男，1966年出生，辽宁省本溪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案件审理科原科长。张清曌，女，1972年出生，辽宁省本溪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原出纳员。二人涉嫌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巨额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等公款，2014年9月潜逃出境，先后流窜多国，最终在加勒比海岛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下称“圣格”）藏匿。2014年9月，辽宁省本溪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对付耀波、张清曌立案侦查。2016年2月6日，在有关国家警方配合下，辽宁工作组在圣格首都金斯敦郊区的大山里将二人成功抓获。
我叫付耀波，“百名红通”第39号，因涉嫌贪污罪于2016年2月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被捕。
古人云勿以恶小而为之。小恶积累便形成大罪，我的噩梦就是这样开始的。起初，我利用职务之便和财务漏洞，伙同同事张清曌挪用企业暂存在我单位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时，并没有想到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只是想利用时间差将还没有存入银行的保证金投入股市快进快出挣点小钱，可没想到投入便亏，再投入再亏，在短短的10余天里投入的保证金已经损失1/4。此时，认为是运气不好的我，又一次做出错误的决定，追加投入。就这样陷入无底的深渊。
在产生巨亏无法再通过股市搏回时，我彻底崩溃了，每天惶惶不可终日。为了逃避法律制裁，我想到了死亡，曾在药店里购买两瓶安定片，准备一死了之，但最终还是没有勇气。经与张清曌商量，又一次做出错误的决定——选择出逃。此时的我，对出逃生活是陌生的，也想到过程的艰辛，但担心贪污败露、害怕坐牢的恐惧心理让我误认为外逃是唯一的选择，于是便开始了出逃准备工作。2014年9月12日，我们瞒着家人和同事，利用单位休假的机会从沈阳飞往国外，踏上一条不归之路。
因为是畏罪潜逃，一路上我们没有任何心情欣赏异国风光，经过13天的行程辗转五个国家，来到计划中去往圣格的第一个岛屿。导游把我们领到了一个极其破旧的旅店，门窗都没有玻璃，屋内温度在35℃以上，只靠一个小换气扇通风。我们住下的当天，我就发起高烧（估计在38—39℃）病倒了，连续几天都在昏睡中。我出国前在北京机场买过6盒安宫牛黄丸，往常在国内时发高烧只需一丸即可痊愈，但此时连续吃了四丸，仍然没有好转。饮食上更是不堪回首，由于吃不习惯当地的食物，每天只能以面包和水果充饥，就这样我们在这里过了三天，等来了去圣格的客船。我在昏昏沉沉中被带到船上，在船上碰上一个华人，这让我担心不已，害怕暴露身份，只能告诉他我们是出来旅游的……经过6个小时的航程，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由于已经接近傍晚，导游便就近找了一个旅店住下了。次日凌晨，我们饥饿难耐又没有吃的，便想起包里还有2根胡萝卜，便用热水器煮熟了，每人一根吃了，算是我们在这个国家吃的第一顿饭，现在还记忆犹新。直到临近中午，导游才回来说找好了出租房，并要结算导游费用，由于人生地不熟，我们被导游勒索了不少钱，也没有办法，只好忍气吞声。接下来的不适应开始袭来：租的房子没有纱窗，天热需要通风每天都开着窗，蚊子多的惊人，在客厅每天点三盘蚊香也不解决问题。短短几天，身上被咬了20多个包，后来在34—35℃的情况下也只能穿着长袖衣裤。张清曌起了疹子，此时我们真的害怕了，以为是当地的传染病，又不敢去医院，只能让她大量喝水，想以此排毒……由于条件太艰苦，我们不得不去找了第二个住处，才算是有了一个稳定的居所。
接下来的16个月里，窘况主要有三方面。一方面是害怕。天天怕被抓，在惶惶不安中度过。我经常上网查找出逃后国内的信息，主要看的是国外的中文网站。先是得知已经被列入“百名红通”，接下来便是“天网”行动和大量的外逃人员被抓的信息，自己又一次陷入惶恐中。由于我们犯罪，原单位的多名领导被判刑和处分，我更加感到由于一时的贪念，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他人，十分后悔，备受煎熬。
第二方面就是病痛。我在出逃之前就患有高血压、胃溃疡和胆结石。出逃前的2014年初，结肠部位就开始微痛，疑似结石，因为临近出逃日期，我也无心治病，就想听天由命吧。出逃圣格期间，我的结肠部位经常剧痛难忍，也不敢去医院，只能偷偷去私人诊所，检查不出毛病。后来听说即使是当地大医院，医疗设备也不具备排石的最佳条件。饱受病痛折磨的我经常暗自流泪。每天望着对面的山坡，想到长此以往，我这把骨头很有可能就葬在这里了……
第三方面就是想家。想亲人、朋友，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我想自己的父母，他们都80多岁了，身体也不是太好，自己犯下如此大罪，我很是担心父母知道后会不会挺不住了。回想我这一生，没有为他们做过什么，当他们老了正需要自己的时候，我却在地球的另一面不敢回去，甚至都没脸道一声平安。在临出逃之前，我甚至为他们联系了一块墓地，但不知内情的哥哥没有同意，我唯一可以为父母做的事也这样搁浅了……出逃后想家的时候，我只能通过存在电脑里的照片来缓解对父母的思念……想妻子的思绪就更加复杂，我愧对她，她跟了我22年，我留给她的只有痛苦。想她的时候，我经常通过她的QQ空间查看她的动态，关注她的现状，后来想起我们曾一起在网上下围棋的事，便每天在网上看她下棋，每天都陪她下线才去睡觉（尽管她不知道我在看），也算与她更近了一些。
2016年2月1日（中国的传统节日小年）中午时分，我听到外面急促的敲门声，开门后一群黑人警察向我出示了搜查令，说我们涉嫌非法居留，需进行搜查，两名中国警察走到我身边说你应该明白怎么回事吧，我的心一下子由紧张变得反倒踏实了。外逃的16个月里，我每天都在恐惧、病痛、想家的日子里煎熬着，自己也时常想这样的日子还不如回国坐牢，我当即表示愿意回国接受调查。
在随后被押解回国的途中，工作人员给予我人道主义关怀，并耐心细致做我的思想工作，使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我放下了包袱，主动交代情况。当飞机缓缓在首都机场降落时，我知道我“回家”了，下飞机后医生给我做了检查并给我服用了降压药，种种细节让我感受到了文明执法，看到了祖国法治的进步。
现在的我万分后悔，后悔自己曾产生贪婪的邪念，犯下滔天罪行，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及时投案自首而选择了出逃。要是早点投案，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会小很多，我也不必在外煎熬这么久，甚至差一点死在国外。我深知这些悔恨为时已晚，现在我只能积极配合调查、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争取宽大处理。
我想对仍出逃在外的人们说，海外逃亡的日子是没有出头之日的。我查看国内反腐信息时，记得有逃亡海外20年的人也落网了。试想如果当初早些归案，20年后的今天，他也许已经获得了自由，人生中可能还有相当长的时间过自由的生活。早一天回来，早一天获得自由。我出逃计划已经够缜密了，准备了三年，最终选择在未与中国建交的圣格藏匿，也断绝了与国内亲友的联系，但最终还是被抓了。因为当今国际司法执法的合作，金融系统的互通，媒体资讯的对接，都早已超出我们的想象。国外没有避罪天堂，回国认罪伏法是唯一的正途。
我叫张清曌，“百名红通”第41号。2016年2月的一天中午，我在圣格租来的房子里午休。突然，房门被敲响了，有两三个当地警察进了屋子，这时我一抬头，又看到几个中国面孔的人，一瞬间，我都明白了。
此时，尽管我脑子里还是懵的，但内心却很平静，没有要反抗、逃跑的念头。我当即表示愿意回国。是的，我愿意。在逃跑了一年零四个月后，我感到累了，我的心很累。尽管我没有勇气主动回国自首，但既然警察找到了我，他们就是来带我回去的，我不会拒绝，甚至觉得松了一口气，我可以回家了。我非常想回家，经常幻想怎么回家，现在不用再想了，没有选择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
接下来的几天，我夜不能寐，开始回想往事，深刻地思考一些往日不敢想、不愿想的事。
1972年，我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我的母亲是一位老师，他们40多岁生了我，对我十分宠爱。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他们都大我很多，所以我几乎相当于一个独生子女般长大，养成了任性、不太会为他人着想的性格。
到劳动监察支队工作后，我接手了支队的出纳工作。2006年，支队实行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大量的钱涌进了这个账户；与此同时，又是股市蒸蒸日上的时候。在这个我认为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我和我的上司付耀波没能管住自己的手、自己的欲望，滑进了犯罪的深渊，走上了贪污歧途，不断把钱投进股市，一直赔、一直投，直到有一天清清楚楚地确认，我们再也不可能堵上这个窟窿了为止。我这才意识到，我犯罪了，我犯了不可饶恕的大罪了。我知道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专户的钱意味着什么，我贪污了这笔钱，会给社会造成多大的不良影响。我害怕了，非常害怕。
于是，我们做出了一个更加错误的决定：决定逃跑，跑到国外去。我们在网上找了一家代理移民的公司，想通过办移民，给自己找一个相对合法的身份，以便在国外隐匿。尽管花了很多钱，但第一次办移民还是失败了。紧接着，又开始了第二次办移民。在此期间，为了应付各种审计、检查，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搞得身心俱疲。那个时候，我每晚都很久不能入睡，白头发冒出一大堆。为了缓解压力，也为了做出逃准备，我开始大量购买奢侈品和珠宝首饰。然而，事与愿违，疯狂购物始终不能抵消内心的负罪感，却使我产生了破罐破摔的念头，形成恶性循环。
当移民手续办下来，拿到护照的时候，出逃已经迫在眉睫了。接下来，按着事先设计好的路线，我们辗转了五个国家，最后到达圣格定居下来。
回忆至此，查找自己违法犯罪的原因，不外两点：
一是信仰缺失，欲壑难填。尽管我父母从小就教育我要做一个好人，不能违法乱纪，但我从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既没有理想，也没有方向。在我的观念中，作为女人我想要过得舒服一些，体面一些，继而是更舒服一些，更体面一些。而这些需要金钱来支撑，于是道德底线已不足以拦住我摄取的欲望。古语有云：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时至今日，我觉得过去最诱惑我的东西，都失去了吸引力。我曾经以为我需要一片海，其实我只需要一杯水；我以为我需要一栋别墅，其实我只需要一个温暖的家。而事到如今，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拥有这些了。
二是法律意识淡薄，一错再错。在我炒股赔到还不起之前，我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做法是一种犯罪行为。我的潜意识在替自己辩解：这不过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一种方法而已，只要我能很快地把钱还上，把账做平，这就不是个事儿。正是这个愚蠢的念头，使我在犯罪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停止炒股时，我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但是因为害怕惩罚，我没能做到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反而心有侥幸，变本加厉地贪污公款，给国家造成了更大的损失、更坏的影响，也使自己越来越远离救赎。
外逃至圣格之后，我们租了一个房子，开始了隐居生活。我几乎每天都会哭，我想孩子、想我妈、想家，其实从我离开家，关上家门的那刻起，我的眼泪就没有哪一天干过。我每天不停地想，我这样走了，我妈会怎样、我女儿会怎样、我爱人会怎样、我的同事、我的领导会怎样，我带给他们的伤害，也许我今生都无法弥补，自责像一条蛇一样藏在我的心里，时时啃噬着我。
我心里还有一种恐惧，我常常会想，如果我再也回不了家，最后客死他乡，或是时间长了，家里的亲人们习惯了我不在身旁，从而渐渐地把我遗忘，我该怎么办？每念及此，我都会害怕得喘不上气来。
漂泊异乡，最难熬的不仅是文化差异、语言差异、饮食差异等，还有那种没有归属的孤独感，而像我这种负罪潜逃的，感觉尤甚。我们不敢与大街上遇到的华人打招呼，更不敢交流。为了少与人接触，除了买生活用品，我们从不上街，每次购买日用品大概都要间隔20天左右；我们也不敢与家人联系，既怕暴露自己的行踪，也怕给他们再带去新的麻烦与痛苦。我是多么想知道我女儿长多高了，学习成绩怎么样，有没有人笑话她，她受没受委屈；我那患有老年痴呆的妈妈，她还记得我吗？
每天无所事事，让我有一种没有价值了的感觉。一个人没了价值，是不是就可以去死了呢？心情的抑郁，导致我即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无心享受，每天不是这疼就是那疼，生活质量更是谈不上。我甚至怀疑，再如此过两年，我是不是就能自己抑郁死了？
在中国刑警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一天之前，我们本有机会按半年一换地方的想法，到别的国家去，但我们放弃了。逃到今时今地，心累了，不想再逃了，抓到我，我就认了。回国的路上，追逃人员开导我们，告诉我们人生还很漫长，只要诚心担责，有心向善，未来还可以美好，让我体会到了深深的温暖。
最后，我想对贪腐和外逃人员说些话。我的忏悔于我而言为时晚矣，但之所以有此忏悔，除了抒解自己的心怀，真心希望警示他人，以此为鉴，不要重蹈覆辙，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那些飘在外面的外逃人员，如果不是泯灭良知，我认为必对自己的罪行有所愧疚，那种心理上的自我惩罚是无期的，痛苦也是无期的。与其在外无期地受鞭打和拷问，不如回到犯错的地方主动接受惩罚，这样才有出头之日。
我藏匿的国家与中国并未建交，我是偷渡去的，当时以为到了天涯海角。即使这样，我们仍没能逃脱，当地政府还派出警力全力配合中国抓捕，祖国力量的强大使我深受震撼。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出狱，妈妈还可以等到我服侍她老人家。希望青春期没有妈妈陪伴的女儿，能接受我用余生陪伴她。我还曾经有去边远山区支教的愿望，希望有生之年还能实现……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 2016-07-10）
忏悔录节选之三
亲人面前的一滴泪水胜过千万句忏悔
——湖南省安乡县财政局工资发放中心原主任兼社控办主任徐丽忏悔录
徐丽，女，1970年出生，湖南省安乡县财政局工资发放中心原主任兼社控办主任。2011年4月20日，安乡县财政局在对账期间，发现工资发放中心账户异常，徐丽去向不明，即向县人民检察院报案。次日，安乡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对徐丽立案侦查。2014年7月2日，徐丽从泰国回国投案自首。
我叫徐丽，分开1000多个日夜后，我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父母和女儿，地点却是在高墙里的探监室。因为自知罪孽深重，见面时我始终不敢正看父母和女儿一眼。当脸色苍白的女儿搀扶着父母微微前倾的背影离开大门的那一刹那，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泪如决堤……
我出生在一个令人羡慕的干部家庭，从小生活无忧无虑，父母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悉心教育，让我的生活始终洒满了阳光雨露。从父母眼中的乖女儿，到踏出学校大门成为安乡县乡镇财政所的一名工作人员，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靠着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扎实的工作业绩，1987年我顺利调入县财政局机关工作。2001年6月，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随后，我从办事员做起，一步一个脚印，2004年担任县财政局工资发放中心副主任，2010年当上了工资发放中心主任兼社控办主任，领导对我青睐有加，同事对我交口称赞。
在工作顺利的同时，我也收获了自己的甜美爱情，有了疼我爱我的丈夫和一个人见人爱的女儿。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曾经我以为拥有了一切美好的东西，父母的疼爱、领导的欣赏、同事的信任、幸福的爱情和美满的家庭。
但是从女儿上初中那年起，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丈夫渐渐因为工作忙、应酬多，回家越来越晚，关心交流越来越少，原本甜蜜温馨的家变成了大吵大闹的战场，夫妻之间从偶尔争吵升级为大打出手。
我是一个特别要强、爱面子的女人，心中的苦闷和抑郁从不愿向任何人诉说，一天天堆积，就像黑洞洞的悬崖，时刻仿佛要将我吞噬。从2006年开始，为了宣泄心中的郁愤，我迷上了一场悬崖边上的舞蹈——赌博。
最开始，我还仅仅是邀几个好友一起玩安乡本地的纸牌赌博游戏“偎麻雀”，从每底2元、5元到10元、20元，普通的赌博已经无法满足我空虚的心灵，我把目光投向了更刺激的“舞台”。2010年初，我第一次借旅游之机到了珠海、澳门，尤其是进入澳门赌场接触到“百家乐”后，我如同着魔一般，疯狂迷恋上这个我心中的“舞台”。我开始一次次以各种理由往返于珠海、澳门。记不清多少次在澳门赌场VIP包房内，我红着双眼一掷万金。这场舞蹈越来越惊险、越来越疯狂，但是我已经无法停下脚步，尽管我明知即将滑入深渊……
渐渐地，我不再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上，也不再把关爱投入到女儿身上，整天津津乐道的是赌博的豪爽刺激，娓娓说来的是赌博的“奥妙玄虚”。随着我赌博的砝码一天天加大，原本还比较宽裕的工资已经不能满足我的挥霍。为了追求麻木人生中那一刻的刺激，我忘掉了党和组织对我的培养，利用了领导和同事对我的信任，漠视了家人和女儿对我的眷恋，将手伸向了我曾经自豪的工作岗位——财政局工资发放账户上的巨额资金。
记得第一次伸手，是我以为他人揽储的名义，私自从工资发放中心账户转了几万元到一个农村信用社私人账户，再转到我个人账户。为此我紧张了好几天，走路都提心吊胆，生怕东窗事发。最终侥幸过关后，我开始为自己的小聪明洋洋得意，胃口也越来越大，一发而不可收拾。为了填补永远也填不满的赌金黑洞，我又把手伸向了自己经管的社保资金，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迟缴每月的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等资金，上月挪用，下月填补。如同魔鬼的诱惑一般，我拿着挪用来的公款沉迷于豪赌、买车、买房，沉迷于灯红酒绿之中，无法自拔。
从2006年到2010年，我如同扑火的飞蛾，一次一次地亏空公款、一次一次地心怀侥幸，小洞变大洞，大洞变陷阱，最终自掘坟墓。2011年4月15日，局机关通知我要对账，自知亏空掉的公款窟窿已经大到不可能再隐瞒，我惶惶不可终日，萌生了出逃的念头。我永远都记得那个日子，4月16日正是星期六，我利用周末单位没人时机，到单位卷走了工资账户上最后一笔存款，当天中午就携款潜逃。我走的还是我多年赌博的老路，经长沙到广州，从珠海拱北口岸出关至澳门。在这期间，单位一直通过手机联系我，也许我那时回头，一切还有机会，但是因为畏惧，我关掉了手机，断了回头的路。
到了澳门后，出于对未来的迷茫和忧惧，我又踏进了赌场，两天下来将所带钱款几近输光。挥金如土的生活离我远去，我逃离澳门经柬埔寨偷渡到泰国曼谷，试图靠远走异国他乡结束这段噩梦。离开之际，我挣扎过，煎熬过。我深知，这一走，便是一条不归路。站在边境关口，一边是心惊胆战的逃亡，一边是牢狱之灾的恐惧。反复纠结后，还是赌徒心理占了上风，我寄希望于时间能冲淡一切，妄想等形势缓和些了再作打算。
逃到泰国后，我才发现，外国的生活并不像影视剧中演的那么美好。初到几天，我都是白天不敢出门，夜晚噩梦缠身，要么梦见被抓，要么梦见女儿哭喊着“妈妈回来”，每次都是哭着醒来。偶尔出门看见警察我都紧张到眩晕，语言不通更是把我变成了孤岛上的鲁滨逊，听不懂也不敢张口说话。割舍亲情的剧痛和形单影只的凄冷如恶魔般折磨着我，逃到泰国的两个月时间里，我脸色苍白、头发脱落，整个人瘦了20多斤。
迫于生计考虑，我开始学习泰语，做点小生意勉强维持生活。但是我始终无法融入这个不属于我的国家，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快乐，我觉得自己生活得还不如一个流浪者。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女儿、父母的思念越来越深。从小带大的女儿过得怎么样了？母女分离会不会折磨她幼小的心灵？体弱多病的父母怎么样了？疼爱的女儿生死不知，他们是否会忧伤成疾？孤独漂泊的生活何时才是尽头，难道我要客死异乡，最终只能魂归故里？
就这样，我在泰国艰难地熬了3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只有无尽的思念、悔恨和痛苦的挣扎，生活如行尸走肉一般。我的心理防线逐步崩溃，回国自首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是，我又一次次纠结，一次次退却，始终还是无法面对失去自由的恐惧。每个孤独的夜晚，我都只能打开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听一听乡音，在哭泣中睡着，又从哭泣中惊醒。
我从电视上看到，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的力度一步步加大，特别是国际追逃追赃的声势一天天浩大，我感到莫名的欣慰，但更多的是彷徨不安。进入2014年，泰国这边不时有逃犯被遣返回国的消息传来，风声越来越紧，我又开始了隐姓埋名、东躲西藏的日子。被抓的恐惧和孤单的折磨，让我的心无时无刻不像刀割一样疼痛。这时候，泰国当地人发现我没有身份证明，开始三番五次向我敲诈，甚至威胁我的生命安全。生不如死的逃亡生涯让我从逃避惩罚的迷梦中醒来，也促使了我和家人联系的决心。2014年6月，我偷偷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电话响起后叫出第一声“妈”，我泣不成声。通过电话我知道，父母一直以来千方百计寻找我的踪迹，几年下来对我还是生死未知，他们整天以泪洗面；女儿在开始许多天总是哭着找妈妈，性格也渐渐变得孤单乖僻。听到这些，我的负罪心和愧疚感日益强烈，开始有了回国投案自首的强烈冲动。
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我多次和家人联系。父母、姐姐、弟弟，特别是我那乖巧的女儿声声呼唤着我回来，国内也始终没有放弃拯救我。终于我下定决心回国投案自首，虽然当时我无法确定这个决定是不是又一条难走的路，但是至少我能看到希望和尽头。我找到了泰国移民局，主动表露了我的身份。2014年7月1日，就在党的生日那一天，我踏上了回国自首的飞机。
回国后在看守所里，我的情绪从最开始的焦虑与恐惧，渐渐平静下来。一切错误都是我咎由自取，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自己犯下的罪责必须自己承担，逃避只会让自己失去更多。家人、亲友来探望我，给我打气、细心劝导，但是他们越对我好，我便越感觉对不住他们，亏欠他们太多。2015年2月，女儿从学校回来看我。这是我三年多来无时无刻不牵肠挂肚的女儿啊！见面的第一秒，女儿大声哭了，我在心里哭了，女儿流的是眼泪，我心里流的是血泪。我甚至不敢与她对视，只能隔着厚厚的两层玻璃偷偷地打量她。当年乖巧的女儿已经长到了1米7，却削瘦了很多；以前我总是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现在身上的衣服却寒酸了许多，这几年肯定受了很多无法诉说的委屈。当着她的面，我没有流泪，假装坚强，轻声安慰着她。当她转身离开后，我觉得整个世界的泪水都从我眼眶中迸出来了。我不禁又想起我年迈的父母，如果没有我这个不肖的女儿，他们会依然受人尊敬，安享晚年，而不必让一生要强的爸爸顶着周围人的指指点点、带上过早苍老的面容，不必让一生行善的妈妈代我悔罪、为我担忧；如果我没有犯罪，女儿会和别的小朋友一样，健康快乐地成长，而不会因为受到我的影响，没有考上重点大学……
但是人生没有如果。回国后，我更加渴望亲情温暖，最开始我每晚失眠，一闭上眼睛就会浮现女儿流着泪水的脸庞、父母姐弟看我时那哀怨的眼神，以及自己迷失在赌博陷阱后的种种罪行，懊悔和自责像毒蛇一样撕咬着我的心。
千万句忏悔也比不上亲人面前的一滴眼泪。为了能早日出去给女儿尽一点迟来的母爱，为父母尽一点微薄的孝心，我已经不再像最初那样除了悔恨还是悔恨。我开始极力去调节自己的身心，尝试着读书看报；在看守所期间，我协助管教干警做好同监室其他关押人员的思想工作，相互共勉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尽管身陷囹圄，但是我得到了出逃在外永远得不到的安宁。
由于我的帮助，我所在的监室关押人员情绪稳定，每次都能得表扬、得名次，我自己也多次得到看守所管教干警、领导的褒奖。这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更加坚定了重获新生的希望。出狱后，我想当一名瑜伽教练，用我在泰国学到的瑜伽术给更多的人带来祥和安宁；我还想开办一个“女子监狱网站”，义务为和我一样迷途知返的人提供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同监室的姐妹都答应成为我网站的铁杆粉丝……我自知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将在高墙里度过漫长的刑期。但我已不再惧怕，我愿意用我的余生来洗刷身上的罪责。
“不相信冬天过去还有春天，寒号鸟因此成了冬天的陪葬；不相信风暴过去还有日出，萋萋花草一夜之间便化作伤感的落英；不相信荆棘过后还有坦途，人生便会黯淡一份跋涉的激情。”我已经从“泰囧”这场噩梦中醒来，我会奔回正确的人生。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 2016-10-18）
